看人 | 得有多好的命，才能活成一个妖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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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有多好的命，才能活成一个妖精

刚刚出版《使女的故事》时的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
我身上有法力，可是有什么用？

在这个小地方，人们

并不想真正得到治疗

我哪里有用武之地？

我未免过于狂妄，指望自己能显示神迹。

我过去以为自己拥有的法力究竟是什么？

也许仅仅是一种小小的本领，

一种技艺，像绒线绣花，

只能医治别人的小痛小伤。

小妖精。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是个小妖精。这两段诗出自她的一首《治疗者》，很典型的一种“玛格丽特意象”，说她高估了自己的法力，到头来发现，她的本事顶多也就是绣绣花，治点小毛病。小妖精认清了自己的真实状况，不过她依旧是一副自由的、笃定的样子，不被人需要了，就考虑“我的一双手，可以去挖花园”，照样不必食人间烟火；她是一个好命的妖精。

好命不好命，一看作品便知。命不好的作家，尤其是女作家，写作往往是为了疗治自己——不能白白受了创伤啊！失恋，遗弃，虐待，欺骗，孤立，折磨，遵父母之命做各种违背意愿的事，这些体验得写出来，分享给别人，争取让分母增大，自己就轻松些。阿特伍德却不写这样的，她的很多一看就是自传体的小说，关心的是那些很内在的情绪。

1974年

在《道德困境》这部短篇集里，有一篇《无头骑士》很有代表性。其中说到她和妹妹的童年。这几句话，和《治疗者》里的那一段陈述相得益彰：

“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透明气球里，漂浮在世界之上而不与它发生任何真实的接触。我看待别人的角度和别人看待自己的角度很不一样，反过来也一样。我自以为老成，可在别人看来飘在气球上的我还稚嫩着呢。”

看，这就是好命人才会考虑的事情，她这么说的时候，心里是很踏实、甚至有点骄傲的。“可在别人看来飘在气球上的我还稚嫩着呢”，就如同说“当时的我做了多少傻事啊！”一样，说话人对自己的过去持完全的肯定态度。阿特伍德接着讲：“我迷上了在黑暗中游荡的感觉，作为某种不可见的、未知却潜藏威胁的存在，虽然大多数时候被拘羁在另一个无害、世俗、有责任感的自我之下。”这里也有一种优越感：威胁都不是现实的，需要出动内心的人马去想象，去制造一个仿佛到处都会杀出威胁的环境。

1981年

另一则短篇小说《在别处》里有着同样的“自寻烦恼”：

“我不是孤儿，我告诉自己；我还不够格当一个孤儿。我只是需要独处，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吃垃圾食物，通宵熬夜，穿不讨喜的衣服，和不相配的伴侣拍拖，脑中不再涌现出它们过去会激起的、充满焦虑的批评：你为什么住在这种狗窝里？你把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了？为什么你要和这个混球在一起？为什么你一事无成？不要睡这么少，不要毁掉自己的健康！少穿点黑衣服！”

“我还不够格当一个孤儿”，这种表述真是反映一个人的古灵精怪。她貌似叛逆，但叛逆是因为安全感很强，类似北美六十年代，一代“中产阶级的孩子们”对父辈的那种反叛一样，相反，一个安全感较差、自我薄弱的人，只要得到一点机会就会变得很守规矩，很依赖稳定的人际关系。在阿特伍德眼里，父母的责骂都属于可控的痛苦，在制造它的时候她就知道能够战而胜之——无视它们。

以同样的逻辑来观察她关于独身和孤独的议论：“为什么独身——究其本质——就活该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呢？但它就是。独身者——孤独者——是不可信赖的。怪异，扭曲，极有可能是精神病患者。他们家的冰箱里可能雪藏着几具尸体。他们不爱任何人，也没人爱他们。”真正受困于独身的人，恐怕没法如此雍容地展开想象。在写作纯属消遣时，所有的修辞法都是奢侈品，尤其是夸张。

如果现实中遇不到恶魔，可怕的人与事，人就会去故事里寻找，去想象。这是种很大的福气。阿特伍德并没有真正见过冻在冰箱里的尸体这么极端的画面，所以，她才擅长逮住一个话头往极端的方向联想。“女作家”是她最喜欢借题发挥的题目之一，自嘲得越狠，越表明她的满不在乎：

画像：和partner格雷姆·吉布森在一起

“我从非写作者变成写作者的转变发生在一瞬间，就像‘B’级电影里温顺的银行职员霎时变成青面獠牙的怪物。如果有旁观者看到，可能会以为我是接触了某种化学药剂或者宇宙辐射，就像使老鼠变成庞然大物，使正常人变成隐形人的那种。”

用一个戏剧导演喜欢说的词，这就是一种“平地抠饼”，在没有戏剧冲突的地方造出冲突，想象自己没有走过的道路上都埋着地雷，潜伏着各种无一命中的暗箭。这种自嘲偶一为之还挺不错，多了就会贫嘴，但她总也忍不住，先是调侃对女作家的刻板的、消极的认知，后来又给那些支持她当女作家的人敲了一棒子。在创作谈《与死者协商》中，她说到母亲的一个朋友曾告诉她“写作很好，至少可以在家里做”，她讽刺道：那位好心的阿姨有点无知，不知道女作家连家都不该奢望：“她们必须变成怪异老处女，或者过着肮脏淫乱的生活，或者自杀——总之都是受苦受难的事。”

1995年，在加拿大诗人厄尔·伯尼的葬礼上

一个波澜不惊的童年是最值得也最适合拿来自嘲的。每当阿特伍德说到自己的妈妈，她就会把她列入到一组有点滑稽的长辈群像里，这代长辈因为赶上了战争，变得特别拘谨，身上散发着苟安、怕惹事的气质。她曾说，她妈妈记不清究竟是在1939年11月18日的哪个时辰生了她，因为“那个年代分娩的妈妈们通常都会被乙醚熏得昏睡过去——这让许多此后为我占星算命的人很失望”。此外，11月18日那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足球赛，医生们都开着收音机，指望着宫缩能在球赛结束后启动——他们如愿以偿。

二战之后到五十年代，阿特伍德印象里最值得批判的社会问题，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值一提：相对于男性，女性在生活中必须遵从更多的清规戒律，而随着女权运动的影响扩大，到了1960年代，“我们已经忘了在这个大洲，特别是北纬49度以北的地区，曾经有过需要解开的紧身胸衣，曾经有过因为性情怯懦而被经验诊断为疯癫的女人。”

她的不少作品都基于这种敏感而写，故而也被视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。不过，她那股任性的精灵气，总在抵抗这种狭隘的归类。自嘲是一个特别好的手段，虽然自嘲的题材总是单调，一半都集中到了16岁立志当作家这回事上：“到这个年纪，我已经决定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小说家，连带作家常有的肺病、不幸的恋情、酗酒以及紧随其后的英年早逝。”（随笔集《好奇的追寻》自序）等到大学里尝试创作，她又说自己是“假装文学爱好者”的人之一。

根本而言，是因为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创伤。为了让冲突发生，她经常得在明明不痒的情况下使劲抠几下，指着血印子说“瞧，受伤了吧？”到学校里，她最深的控诉指向了刻板的教学规章复制出一批跟父母辈一样拘谨、一样怯懦的年轻人。她还说，女同学们都是些“假正经”、“势利眼”，是一些喜欢在背后嘀嘀咕咕串闲话的人，虽然这的确很讨人厌，但好像也仅仅是讨厌而已，像放学后被堵在角落里狠揍一顿这种事，就从未落到好命的阿特伍德的头上。

梅韦丝·迦兰，1998年

加拿大籍作家梅韦丝·迦兰是阿特伍德的前辈，比她大17岁，二战时期阿特伍德还是个蒙童，迦兰则已被征调入政府部门，当个坐办公室的临时工。她在自传体小说《多彩的流放》中写下了当年的见闻：

“男人们在那里静静地腐烂，直到领退休金的那一天。他们保持着一种英国人在执行公务时特有的慢吞吞的调子；没人在办公时间公开磨洋工，但也没人会抓紧时间。……加拿大实业巨头们的维多利亚、爱德华、乔治早期风格的油彩肖像画，一张张胖嘟嘟的海盗脸，装点着楼梯和走廊——时刻提醒着我们世上有两类人，一类是践踏别人生活的人，另一类是被践踏者。”

阿特伍德从没写过“践踏”这种严厉的词汇。相差17岁，迦兰和阿特伍德似乎站在了现代和后现代的两边。前者的写作散发着逃脱既有秩序的强烈欲求，后者则始终掺杂着那么一点游戏心态，并不曾真正与什么事情闹过决裂，因为那样会很不好玩。在迦兰的记忆里，男人是在“腐烂”的，不管是上不了前线还是从前线退下来，男人都长了一张事事与己无关的冷漠脸；偌大的国家是他们的世袭财产，他们即将接管它，而女人无非繁殖工具，平时则干脆可以忽略。机关是囚笼，在里面，人只有机械地活着。所以迦兰很早就移居欧洲，到处旅行，靠着给《纽约客》之类的高级媒体写作赚钱维生。相比于阿特伍德，迦兰是绝不会如此热衷于调侃写作、调侃当女作家这回事的。

卡罗尔·希尔兹

加拿大文坛有“四朵金花”：除漂泊在外的迦兰外，还有1931年生的艾丽丝·门罗，1935年生的卡罗尔·希尔兹，她们三人都比阿特伍德年长。门罗名气大，兹不赘言，希尔兹生于美国，1960年代才同丈夫带孩子一起移居多伦多，2003年病逝，因为拥有双重国籍，她拿过美加两国最高的文学荣誉：普利策奖和总督文学奖。在一篇纪念希尔兹的短文中，阿特伍德再次重复了她屡屡重申的一个事实：如果按照“时代灌输的观念”去生长，她就应该像希尔兹那样，首先安安稳稳地做好主妇，然后再去考虑做作家。

希尔兹在成名之后说过，她从年轻时起就不认识什么作家——压根不在乎这个身份。写作是她的业余爱好。然而阿特伍德赞扬她的作品，说她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，能够谈论那些关于女性的、但之前不被接受的话题。那么阿特伍德如何定位自己呢？这实在比较困难。熟悉她的作品，你就会发现她的游移和消解的癖好——一种精灵的属性，喜欢骚扰，不喜欢战斗或者捍卫。

早年她画过一幅漫画，取名为《一位年轻塞佛（Young Cipher）—艺术家的肖像》，戏仿了詹姆斯·乔伊斯《一位年轻人（Young Man）—艺术家的肖像》。“塞佛”意为“密码”，她置换“Man”为“Cipher”，暗含着“女人是个未解之谜”的意思。画面里的内容，是她作为一年级新生于1957年在多伦多入读大学时的感受：布洛尔大道上的公园饭店森森矗立，抬头望不到顶；加拿大批评大师诺思洛普·弗莱在自己的宅第里劈劈啪啪地打字；而她的老师——学者和抒情诗人杰伊·麦克弗森行色匆匆……在一个个“大”人物，一栋栋“大”建筑面前，卷发的小丫头被深深震惊了。

然而，虽然画出了自己的渺小、惊骇、无助，画面本身的调子却是欢畅的。小，意味着灵活，如同拳王穆罕默德·阿里当年的获誉“像蝴蝶一般舞，像蜜蜂一般刺”。谁也夺不走一个精灵的自由，无法济困扶危不构成心情沉重的理由。经常的，阿特伍德将这种感觉托付予加拿大，它虽然大，却很弱（相对于美国），虽然弱，却又被安全地忽略。它在美国的身边睡着。在伏尔泰轻蔑地把加拿大定性为“一大片雪地”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，听到它名字的人们都会抱以茫然：这是哪里？

1996年

2003年小布什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，阿特伍德写了一封《致美国的信》，这本该是一则有力的檄文，然而她太喜欢自嘲、也太喜欢使用她所钟情的文化母题——例如巫术了：

“你们不只是我们的邻居：在很多情况下——比如说我的情况——你们是我们的血亲、同事和私人朋友。可是尽管我们离你们很近，在北纬49度以北的我们从未完全了解你们。我们像是罗马化的高卢人——长得像罗马人，穿得像罗马人，却不是罗马人——窥伺着墙那边真正的罗马人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肠卜师为什么一直打量羊肝？占卜者为什么要卖那么多咒符？”

自嘲中透出一股浓浓的骚扰的感觉。真是精灵的性格，似乎根本就不在乎被她声讨和骚扰的那个人恼羞成怒；她的思路太跳跃，当人家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啥？你想说啥？”的时候，她便飘然而去。如果一心想要触怒别人，她大概会觉得自己的境界不够高端了。

1967年

而这也是阿特伍德赖以超然于一切纷争之外的本事：你看不到她真正受创时的样子，因为她甚至连自己能收获什么都不在乎！在一篇题为《耻辱》的短文中，她讲了三次自己曾经蒙受的耻辱：一次是29岁，出版第一本小说时签售会上无人问津，一次是七十年代上一个电视访谈节目，结果前一个节目是关于结肠造口术的，把主题完全带偏，第三次是上墨西哥的一个节目，遭到主持人——一个“直男癌”患者赤裸裸的侮辱。起码第三次遭遇是十分恶心人的，然而阿特伍德的结论是“有些耻辱乃咎由自取”：我为什么答应参加这些活动呢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

现在，在接近八十岁的年龄上，她也许真正达到了世俗意义上的“人生巅峰”：不是像之前十年赌博公司预计的那样得到诺贝尔奖，而是因为一本早期作品——《使女的故事》被改编成系列剧而走红。这本书被誉为“反乌托邦”，但写它的动机仍然不脱骚扰，她在一篇谈奥威尔的文章里说，《使女的故事》不过就是调换了一下视角而已，从男人换作女人，“在其他方面，我所描述的专制和真正的专制以及大多数想象的专制并无不同，”她淡淡地写道，“最上层有一小组人控制着，或者企图控制其他所有人，并攫取了绝大部分好处。”

只要渴望荣耀，渴望别人的承认，你就会堕入嫉妒、亏欠、追逐、失落的纷扰之中，为了活得自由，只有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但这需要难得的运气，从童年起，就要免于匮乏，免于种种来自外界的切肤的伤害。就我所见，阿特伍德从不曾谈论过这些；作为妖精，作为精灵，她享受着属于一个好命者的闻达和平静。

往期回顾

本文系原创

原载《经济观察报》

图片来自网络